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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中的黄玉玺

2014-12-1 15:40| 查看: 12411| 评论: 0

摘要: 外祖父黄玉玺在早期追随孙中山革命时期,1923年秋,军队比较缺粮,部队首长派他回滕探家并采购军粮,于是他带了几个班的随身卫兵回到滕县,通过城关镇北关北门里黄家(滕县八大家之一)族长、绅士黄以元(滕县一支笔 ...

外祖父黄玉玺在早期追随孙中山革命时期,1923年秋,军队比较缺粮,部队首长派他回滕探家并采购军粮,于是他带了几个班的随身卫兵回到滕县,通过城关镇北关北门里黄家(滕县八大家之一)族长、绅士黄以元(滕县一支笔)帮助采购军粮,族长、绅士黄以元满口应许答应帮助办理,然外祖父探家三天后,军粮装了三车皮,回到部队,受到了部队首长的表扬与嘉奖,不久获提拔并被推荐去黄埔军校参加学习。

外祖父黄玉玺红军长征重伤失联后不久,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战争初期,通过本族绅士黄以元认识了全国知名易经大师、布衣大师刘子衡(滕县西关西门里杏花村人)。因为外祖父比较喜欢易经、文学、天文、地理、艺术,他最拿手的是拉二胡唱京剧、戏剧等;因为他早年黄埔军校毕业后战争年代辅佐过叶挺、徐向前等很多将帅,经历、历练了过硬的本领,如文、武、艺、易经、孙子兵法等;这样他就与布衣大师、易经大师刘子衡有共同点、共语点、共悟点,也与大师比较志同道合吧!于是他在黄以元的撮合下拜刘子衡为师。

解放战争时期,曾经帮助辅助过刘子衡策划国民党籍黄埔系高官战前起义与统一战线工作,如林森、冯玉祥、张治中、李济深、柏文蔚、于右任、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朱绍良、董钊、胡宗南、卫立煌、李默庵、王敬久、张灵甫、方先觉、李延年、李玉堂、王耀武、李仙洲、吴化文等国民党高官,如峄县(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黄埔四期高魁元国民党上将(后任台湾国防部长),峄县(微山县)韩庄镇黄埔三期刘安祺国民党上将(后任台湾陆军总司令),滕县南沙河镇黄埔四期朱兴汶国民党起义少将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刘子衡出面挽留外祖父去北京找周恩来、林彪等老师同学战友参加工作,外祖父他却愿回老家定居为民,他老人家淡泊名利,不想再涉入政坛。历史也证明了他的选择是对的,避免了文革的迫害与揪斗,远离政坛,这也使他晚年比较长寿。

在我初中、高中、中专学习放暑寒假时,我也经常给外祖父提起他太亏了,革命一辈子,军旅出身非常高,浑身都是枪伤和战功,没有享一点福,没有得到党和政府一点回报;他说不亏,人要有奉献精神,我们黄埔精神是升官发财请往他处 ,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我给你讲两个例子,一个是曾国藩写给弟弟的信,一个是儒家思想四书五经六艺《大学》八目中的道理来以此共勉!!!

1、清代名臣曾国藩在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写过这样一段诗句:“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诗中的“屠羊说”是说有个宰羊的屠夫,他曾帮助楚昭王恢复失去的天下,但楚昭王复国后再三请他做官都被他谢绝。他说,大王丢了国土时我也丢了宰羊的工作,现在大王重登宝座,我又操起宰羊刀,恢复了过去的一切,这很好。
  曾国藩借用这一典故告诉弟弟:你知道我为何在办公室的左边摆满了朝廷的奖状,右边放了一大堆告发和咒骂我的信札吗?人世间的事本来就如天平一样,这头高了那头就低,既不因有了功就忘乎所以,也不能被人骂了就垂头丧气。只要效法“屠羊说”,乐观豁达,把一切看开了,荣誉也罢,诽谤也罢,都不过是蓝天上的一片浮云,一会儿就会被风吹散,成为往事……

2、儒家提倡的个人进行道德修养和立身治世的八个步骤。它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把认识论的格物、致知,道德论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政治论的治国、平天下联成一个不可分离的体系,这使儒家的道德论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更加适应封建宗法等级制的需要,更加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礼记.大学》:“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天下平。”
附:

黄以元

       黄以元,字号 ,字馥堂,男,出生地滕县城关镇北关北门里黄家村人(滕县八大家之一),出生日期1864年,逝世日期 1944年,清末贡生。幼年家贫,父母勉强供他上私塾。成年后,种过地,卖过面。在担负家庭生活重担的同时,刻苦学习,攻习书法。20岁开始教私塾,后被新民学校(前身为华北神学院)聘为教师。由于他人品好, 学识渊博,又写得一手好字,被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士赫士伍视为挚友。

      1938年,日军侵占滕县,黄以元在学生中在群众中宣传抗日,积极支持王铭章师长率部与日军作战,组织群众给部队烧水做饭,送弹药抬担架,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热情。

      黄以元在执教40多年里,勤奋地练习书法,系统地临习篆、隶、楷、草,他最喜柳体,对柳公权琅琊碑帖刻意临摹,年复一年,从不怠慢。他融各家之长,形成自己的风格。当时有“滕县第一支笔”的称誉。他心地善良,有求心应。他为亲友、乡里写的条幅、对联、碑文遍及鲁南,后因积劳成疾,于1944年辞世,享年79岁。

刘子衡

求学曲师山大,绰号“仙人”、“浅薄”

       刘子衡(1903~1981),原名刘位钧,滕县城关镇西关西门里杏花村人,父祖三代佃户,家庭贫困。1924年夏,他考入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因见解独特,能言善辩,总有异乎常人之举,得了个绰号“刘大仙”。1929年夏天,曲师进步师生演出话剧《子见南子》,引发轰动全国的“《子见南子》案”。先任学术部长,后任学生会主席的刘子衡,成为这个事件的主角和领袖。在孔府及其背后的封建势力猖狂反扑时,刘子衡和广大师生毫不退缩。“《子见南子》案”的斗争愈演愈烈,蒋介石、孔祥熙出面干预,最终,校长宋还吾被撤职,刘子衡被开除。离校后他流落济南,度过一段痛苦的生活。后来,在蔡元培照拂下,刘子衡考入青岛大学(后改名山东大学)。蔡元培甚为赏识刘子衡的斗争精神和出众才华,曾书联相赠:“万顷波涛鸥境界;九秋风露鹤精神。”
       刘子衡在中国文学系修业,他对校方所规定的课程不感兴趣,却对经史子集、诸子百家以及道、佛、基督等教之说,无不精钻深讨。尤对《易经》大有心得。“读书破万卷,而以《易》为经”。察大道之消长,悟世运之穷通。”(刘子衡《自诔》)对当时著名学者,他近者登门拜访,远者专函求教。惟平素生活浪漫,不拘小节,同学戏呼为“刘浅薄”,实际意思却正好相反。
抗日出游讲学,号称“三玄专家”
       1936年,刘子衡大学毕业,选择为抗日出游讲学。此前,他在暑假期间曾去南京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讲学,内容是“俱立则治,共同抗日则民族可兴;偏离可乱,内战不休则国家必亡。”林森听后,赞赏不已。
       抗战期间,刘子衡先后到南京、西安、宝鸡、上海、成都、桂林、重庆、上饶、衡阳等地,利用给林森、冯玉祥、李济深、柏文蔚、于右任、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朱绍良、董钊、李延年、李玉堂、王耀武等军政要员讲学的机会和关系,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许多黄埔军校出身的将官如胡宗南、王敬久、董钊、张灵甫、方先觉、李延年、李玉堂、王耀武等皆拜刘子衡为老师。刘收弟子时,很注重仪式,先设孔子牌位,命弟子焚香跪拜,然后自己受跪拜礼,以示师道尊严。
       国民党陆军上将胡宗南开始对刘子衡不以为然,扬言:“这个刘某人年纪轻轻,有什么学问?!你们拜他为师,我胡某一个堂堂上将军,绝不拜!”刘子衡得知后放言:“礼仪之举,悉随其愿。但他胡宗南不给我磕头,我绝不收他当学生!”胡宗南后来偷听了一次刘的讲课。这次,刘子衡讲的是庄子的《逍遥游》。他对《易经》和老、庄诸书,都能背诵如流,被称为“三玄专家”。他旁征博引,阐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主题,谴责了那些在抗战中“愚而好自用,贼而好自专”的人和“外敛私产,内聚私心”的人。听课之后,胡宗南一个人关在房里哼唱京剧,憋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亲自到西安八仙庵把刘子衡请到他的下马陵办事处,给这位比他小7岁的布衣大师行跪拜礼,认作老师。

反战奔走和平,俨然“布衣大师”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函告刘子衡,要他利用讲学活动投入反内战斗争。在重庆国共和谈期间,刘子衡乘坐俞飞鹏、顾祝同派来的黄埔号专机到渝商谈国是。他在重庆招待会上演讲,发表《救时纲要》等反对内战的文章,宣扬和平民主建国。
       1945年10月,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奉命由重庆赴济南接受日军投降,行前向老师刘子衡请教。刘告诉他,路过曲阜时要遥望孔庙叩头行礼,别无话说。李到济南后,在山东省图书馆奎虚书藏大阅览室举行了受降仪式,济南百姓欢欣鼓舞,李延年之名响遍山东。谁知此后这位接收大员贪欲膨胀,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怨气冲天,骂他“延年不长寿”。不到两个月,就弄得声名狼藉,被蒋介石调往徐州,改派王耀武去山东主事。刘子衡在徐州见到李延年,大加训斥:“当初我对你讲,过曲阜要遥拜孔庙,是让你谨记圣人遗教,施仁政而抚民心。你是山东人,更应体谅乡亲们八年所受苦难,安抚百姓。我看你是山东人的逆子!你的心都叫大烟熏黑了!”李延年低头站在老师面前,连连称是。
      1946年夏,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的李济深,来信约刘子衡到南京商谈反蒋斗争问题。刘到南京后,不仅与李济深会谈,还访晤了冯玉祥、张治中,接触了周恩来、董必武。同年秋初,受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邀约,刘子衡与顾和国防部长白崇禧等到山东视察,同机飞抵济南。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等举行欢迎宴会,刘子衡应邀讲话说:“现时山东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是王耀武,他是我的学生。”王耀武立即应声起立。刘说了王受命到山东时,他提出的三条要求,问道:“王同学到山东已经半年多了,做得如何呢?私德方面,我应负责。”在座的人纷纷说了一些肯定王的套话,刘子衡说:“官官相护嘛。而今,抗日胜利了,我希望中央对山东多发小米,以济民困;少发步枪,消灭战争。”
       后来,刘子衡为驻济军队校级以上军官三百余人作“眼光放大,团结爱民,重建家园”的演讲,又应邀到女师、济南中学、齐鲁中学、黎明中学等处讲学。刘子衡觉得光是演讲影响太小,便写了一篇公开反对内战的文章《“打不得”九论》,发表于《山东公报》,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时在南京述职的王耀武接到报告,又看到空运去的《山东公报》,感觉不妥,便抢先写了一篇检讨,呈送蒋介石。蒋对这位手下爱将信任有加,未加责怪,他在检讨上批道:“刘子衡我见过,乃一狂生,书生之见,何足为怪。”结果,只是撤掉了王耀武秘书兼《山东公报》总编吴忠匡的职务。王耀武以送老师回乡“省亲”为名,把刘子衡送回滕县。

奔走南北斡旋和谈

       刘子衡其后奔走在上海、南京、徐州、郑州、滕县、兖州、曲阜等地,进行反内战讲学活动。1948年春,刘子衡与志同道合的辛亥元老孙墨佛,同住徐州云龙山花园招待所。某夜,多名特务向其住室乱枪射击,门窗玻璃粉碎,卫兵一死一伤,刘、孙幸免于难。
      1949年4月5日,受周恩来副主席委托,刘子衡与刘仲容、朱蕴山、李民欣等由北平乘专机飞往南京,为缔结《国内和平协定》,与代总统李宗仁作最后和谈。新闻记者称一行人为神秘客,尤其刘子衡“衣黑色旧棉布袍,戴灰呢帽,极似内地之乡村教师,绝不像奔走南北之政治使节”。虽刘子衡身处危境,全力斡旋,和谈最终还是没有结果。在大军渡江的隆隆炮声中,刘子衡乘机飞返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出面挽留他在北京工作,刘子衡却愿回老家山东,选择在济南大明湖畔秋柳园定居。他先后任山东省政协、人大常委和司法厅副厅长等。1981年7月,刘子衡因脑溢血在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去世。逝世前三天,他乘船游览大明湖,在历下亭写下《忆江南》词:“明湖好,绿荫拥红装。根出淤泥终不染,花迎晓日益流香。更喜晚风凉。”

 
黄玉玺外孙:孔祥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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